朱婷肥水不流外人田

原标题:重阳投资:2020守望春天 港股更有潜力 百亿私募投资策略曝光,2020年不要错过这些行业! 重阳投资由裘国根成立于2009年,2011年重阳投资就率先成为国内首批证券类百亿私募之一。近期重阳投资发表题为“守望春天”的2020投资策略,报告中提出,2020年市场整体下行风险不大,相反是有上行空间的,而且上行空间还是相当值得期待的。明年市场机会在于经济基本面以及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上市公司业绩拐点值得期待,而2019年驱动市场的主要因素是估值的变化而非业绩。 重阳投资认为,如果2020年“一内一外”两大变量的关系良性演进,A股不排除超预期上涨的可能性。特别是港股市场,当前估值处于历史低位,而且更为国际化,资金天然有逐利的特征,负利率地区的资金很可能另寻避风港,港股市场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潜在选择。结合历史规律,港股有可能先于A股见底,并先于A股演绎指数行情。 对于2020年,重阳投资将采取“守望相助”的投资策略。“守”是守护那些事关国计民生但又被市场严重低估的优质公司;“望”是寄望那些真科技、真创新,尤其是具备“硬科技”实力的优质公司。“相助”指的是兼顾稳健防御与选择性进取。 新浪财经公众号 24小时滚动播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视频,更多粉丝福利扫描二维码关注(sinafinance)原标题:戈恩,从“汽车教父”到“逃亡者” 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就给了全世界一个意外。这位雷诺-日产-三菱联盟的前老板借助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成功逃离对他拘押长达13个月的日本。 周一(12月31日)晚间,当这则消息传来,弘中惇一郎(Junichiro Hironaka)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只是怔怔地看着电视屏幕,甚至没来得及脱去他的西装。 随后播放的新闻似乎已经与弘中无关。在那一刻,他的处境、名誉、前途乃至人生似乎都变得不妙起来。 作为戈恩辩护律师团的首席律师,弘中惇一郎无法相信,平日里频繁接触的委托人、近期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人物——卡洛斯·戈恩居然出逃了,而且还是从他那监管严密的寓所里。 “这太令人吃惊了,我感到非常震惊。”时隔一天之后,弘中惇一郎面对40多个堵在律师事务所门口的媒体,依然难以平复自己的心情。 去年2月中旬,戈恩对其法律顾问团队进行了重组,决定由弘中惇一郎取代大鹤基成(Motonari Otsuru)出任其日本首席辩护律师。在日本,弘中曾因在多起引人注目的案件中帮助委托人赢得了无罪判决而声名大噪,并凭借犀利的作风为自己赢得了“剃刀”的绰号。 按照原计划,他的委托人将在2020年年内接受审判。然而现在,他和他的同事此前所做的努力或许都将付诸流水。 “我想问问他,怎么能对我们做出这样的事。”弘中哀叹道,他认为戈恩的行为“不可原谅”。在此之前,他始终坚信这位企业家是无辜的。 惊愕之下,弘中惇一郎及戈恩律师团的其他成员可能还没有时间去细想接下来他们或将面临的处境——他们或许会因为涉嫌帮助戈恩潜逃而断送前程,甚至遭到指控。 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营救 将弘中等一众律师推入绝境的戈恩,刚刚在几天前完成了一场电影脚本级的“越狱”。 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说清戈恩周日(12月29日)当晚究竟如何在日本警方的监视下离开了戒备森严的寓所,继而从日本逃亡至黎巴嫩。 一个流传最广的故事版本基于黎巴嫩某电视台的报道展开:两名由戈恩家人委派的“行动人员”混入了一支小型交响乐乐队。趁着圣诞假期,他们进入了戈恩位于东京、毗邻法国大使馆的豪宅,为其进行表演。当乐队离开后,戈恩也随之从这栋豪宅中消失。 带着戈恩离开的是一个特制的木质提琴盒。 当伪装成乐队成员的营救人员将躲藏在乐器盒里的戈恩带离豪宅的时候,负责值班的日本警察并未发现异样。 之后,戈恩的营救小组开车奔赴机场。他们没有选择人多且戒备严密的东京的机场,而是决定前往大阪关西机场。 在那里,戈恩用一本“非本人的假护照”骗过海关人员,上了一架早已准备好的私人飞机。 很快,戈恩经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抵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与家人团聚——至此,一场营救得到完美执行。 尽管此后戈恩的妻子卡罗尔把这一版本的报道称作“纯粹的小说”,但人们似乎依然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一切。 直到目前,卡罗尔拒绝就戈恩如何逃离生天给出具体细节。戈恩本人同样不太愿意谈论脱逃的细节,这据称为了“不危及那些曾帮助自己的人”。但两名接近戈恩的消息人士暗示,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脱逃。 “从开始到结束,这是一场非常专业的营救行动。”其中一名信源说。在此过程中,飞行员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戈恩就在这架飞机上。 日本航空管理部门称,周日晚间11时10分,一架商务飞机从大阪关西国际机场起飞,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机上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几个小时候,同样一组人员从伊斯坦布尔机场起飞,最终抵达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在那里,戈恩的家人正翘首等待着他的到来。 至此,一场营救得到完美执行。 戈恩其人 戈恩并非生而善逃。 在2018年11月之前,戈恩曾是一位沉稳、铁腕、行事果决的企业家。而日本方面所忌惮的,似乎正是这个状态的戈恩。 现年65岁的卡洛斯·戈恩,曾是全球汽车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高管之一,他一手促成了雷诺、日产及三菱汽车之间的联盟。 1996年,卡洛斯·戈恩出任雷诺汽车公司副总裁,并于同年6月开始担任日产汽车公司CEO,次年兼任日产株式会社社长,2001年6月升任CEO。 在戈恩的领导下,日产仅用两年的时间实现扭亏为盈。在日产2000财政年度(2000年3月-2001年3月),日产汽车实现了27亿美元的盈利。在2001财政年度,公司综合营业利润达到39.2亿美元,综合税后纯利润29.7亿美元,工厂运转率由51%提高到75%。 日产公司由此成为了汽车企业的再生典范,而戈恩也获得了“成本杀手”( Le Cost Killer)的称号。 2005年5月,戈恩出任雷诺汽车公司第九任CEO。自此,他成为了同时执掌横跨8个时区、相隔近万公里的两大国际汽车巨头的双料CEO。 2016年,日产通过以22亿美元价格收购三分之一股份的方式,向深陷困境的三菱汽车施以援手,戈恩也因此第三次加冕,分别成为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内部三家公司的最高决策者。 从很多方面来看,戈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所缔造的雷诺-日产联盟在销量规模及时间跨度上都创造了行业纪录。而在三菱汽车带着1060万台汽车销量被纳入联盟后,后者则一下子进入了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行列。 在幕后,联盟内部的三家公司将技术、制造及研发等资源集中一处,以期更好地与大众汽车、通用汽车及其他汽车制造巨头开展竞争。同时,他们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来加强这种纽带。例如,雷诺汽车持有日产汽车43.3%的股份,而日产则持有雷诺15%的股份,此外日产还持有三菱34%的股份。 行业分析师认为,戈恩之所以选择集权,其目的或为了防止竞争对手拆散这种“三边合作”模式。 但自此以后,他的大权在握以及对规模效应的激进追求,招致了某些利益相关方的不满,其职业前景也变得微妙起来。 2018年9月,有知情人士透露,戈恩在上述三家公司内部的职务将遭削减,但仍会继续领导雷诺-日产-三菱联盟。法国财政部发言人当时拒绝就上述报道置评。法国政府拥有雷诺汽车15%的股份,此前曾对戈恩继续执掌这家法国汽车制造商予以支持。 戈恩此前一直在考虑其职业生涯的未来走向,因为上述三家公司计划就联盟结构谋求改动,合并是其中一个选项。戈恩于2017年辞去日产汽车CEO职务,同时也曾透露或将在2022年任期届满之时辞去雷诺CEO的职务。此举引发了外界对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将丧失稳定的组织架构及主要领导人的猜测。 彭博社2018年7月曾报道称,上述三家汽车制造商最近两年曾多次讨论进行合并,或谋求其他的合作机制以加强联盟间的合作。戈恩在2018年9月曾表示,将在本届雷诺CEO的任期中期“就所有事做出澄清”。 但在短短两个月后,戈恩的命运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扑朔迷离的“戈恩案” 2018年11月19日,戈恩抵达日本东京机场后,随即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因违反日本《金融工具和交易法》逮捕。与之一同遭到逮捕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 当天晚间,日产汽车发布官方声明称,日产汽车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及代表董事(代表取締役)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存在严重失当行为。 该公司称,根据举报,早在此前数月内已就上述问题开展了一场内部调查。调查显示,戈恩及凯利在2011-2015年期间,通过东京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个人收入数额低于实际收入。两人涉嫌篡改金融文件,以减少卡洛斯·戈恩向公众披露的收入金额,少申报的收入金额达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9亿元),约占其收入的半数。 此外,戈恩还存在多项重大失当行为,例如将公司资产挪作私用。调查同时确认,凯利同样深涉其中。 几乎在同一时间,日产汽车CEO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即将向日产汽车董事会提议,立即解除戈恩的董事长及代表董事职务,同时提议解除凯利的代表董事职务。 此后,戈恩及凯利又被指控瞒报戈恩截至2018年3月的收入,这令瞒报收入的总额又增加了4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7亿元)。 在2018年12月20日的一次庭审中,日本检方根据戈恩上一项指控所提出的将其拘留期限延长10天的请求被法院意外驳回。按照惯例,戈恩将在次日得到保释。 然而一天后,戈恩再度因涉嫌严重失信遭拘捕,并面临更长的拘押期。戈恩再度遭拘捕的原因是涉嫌挪用日产汽车的资金来弥补其在2008年前后因私人投资所蒙受的损失,所涉金额高达18.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4亿元)。 就这样,戈恩在小菅拘留所里迎来了2019年。在此期间,日本检方又对他追加了两项违反《公司法》的指控,其中之一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他将一份私人投资的外汇远期交易合约从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转移到日产,从而将约18.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6亿元)损失转嫁给日产,二是戈恩让日产子公司向为其提供信用担保的一名沙特企业家账户总计汇入14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979.39万元)资金。这位沙特企业家据称是戈恩的友人,曾帮助他解决了个人财务问题。 去年3月,戈恩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支付了1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000万元)的保释金,结束了长达108天的拘押期。 可面对自由的空气,戈恩甚至没有呼吸满一个月,就在去年4月初遭到第四次拘捕。东京检方指控其挪用日产汽车的资金,通过一家阿曼代理公司,向一家位于里斯本的企业非法支付了大约5亿日元的款项,而这家公司与戈恩有关联。检方由此认为,戈恩此举是为了将资金挪作私人用途。 至此,戈恩所面临的严重指控被增加到了4项,其中包括瞒报收入(2010-2014财年)、瞒报外汇交易、挪用公款(18.5亿日元)以作私用以及向其控制的公司转移属于日产汽车的资金(500万美元)。 去年10月,戈恩的辩护律师团正式向法院提交了无罪请求,否认所有针对其委托人的指控,并称戈恩是一场阴谋的受害者。律师团称,检方、日本政府以及汽车制造商之间的合谋是导致戈恩垮台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此之前,戈恩针对上述多项指控,也始终持全盘否认的态度。 “他们所主张的事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NHK电视台2018年12月援引戈恩的言论称,“我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并在法庭上恢复我的名誉。” 去年3月,他又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我是无辜的,我坚信能够在一场公平公正的庭审中为自己辩护,粉碎这些没有事实根据且不道德的指控。” 去年4月4日,戈恩遭到了第四次拘捕。而此前一天,他曾发布推文称,将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以“告诉大家事实真相”。突如其来的被捕打乱了这一计划。但戈恩显然留有后招,他发布了一份专为应对此类变故而于4月3日提前录制的视频。 “所有的一切都是密谋、阴谋和构陷的产物。”戈恩在这则于去年4月9日得到披露的视频中说。 出现在视频中的戈恩身穿一件黑色西服和白色衬衫,但没有系领带,他依然保持着冷静克制的风度。戈恩重申了自己的无辜,但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细节。 弘中律师解释了这一决定。他表示,由戈恩来评论那些基于猜测的指控显然不太适宜,因为检方并未完全亮出所有的证据。 “对于所有指控,我都是无辜的,所有指控都是带有倾向性的、断章取义的,甚至是歪曲事实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塑造成一个贪得无厌的独裁者。”戈恩说。 他表示,自己之所以会被这家由其领导达20年之久的汽车制造商逐出权力中心,完全是因为部分“自私”的日产高管害怕这家汽车公司与三菱汽车、雷诺汽车的联盟关系会更进一步。 “我对日产汽车的员工非常尊重,”戈恩说,“我所谈论的只是一小撮只考虑自身利益、患得患失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了许许多多价值破坏……我所谈论的的那些人手段非常卑鄙龌龊。” 在这段视频中,戈恩曾提及多位日产高管的名字,后者据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揭发了他。不过,在最终向公众发布的视频中,原视频所提及的姓名被隐去了。 弘中惇一郎称,戈恩一开始给出了这场“阴谋”策划者的姓名,但最终出于谨慎的考虑,辩护团队在取得戈恩同意的情况下,隐去了这些名字。 “我所谈论的这些管理层成员显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以及自私的恐惧而在进行一系列的价值破坏。姓名?你知道他们是谁。”戈恩在视频中给出了暗示。 在视频中,这位前汽车业巨头同样表达了他对日产汽车前景的担忧。戈恩提及了日产汽车疲软的业绩表现以及篡改新车二氧化碳排放结果的丑闻。他表示,日产汽车的现任管理层无视这家公司“极其平庸的表现”,丝毫不为企业和联盟的未来考虑。 他认为后者对该公司糟糕的业绩表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戈恩称他们在推进与雷诺联盟关系的必要性方面缺乏远见。 “日产汽车不断下滑的业绩表现令我感到担忧,而我更担心没有人能看到缔结联盟的重要性。”他说,“对一些像我这样热爱日产的人来说,这一现状无疑悲哀而令人厌恶。” 在视频发布后的第16天,戈恩以1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700万元)保释金的代价获准保释。这笔保释金在戈恩逃离日本的同时,也彻底遭到了舍弃。 私人保安公司、护照和黎巴嫩 自去年4月25日获得第二次保释后,戈恩便住进了位于东京的高档寓所,直至上周日逃离日本。 但或许直到这个大胆的出逃计划正式实施前几周,戈恩的内心或许都充满了斗争。直到圣诞节当天,当一大批检察官、律师和旁听者聚集在听证会上时,戈恩突然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由于遭到4项严重指控,戈恩可能将面临非常重的判罚——按照日本法律界人士估计,戈恩或面临长达10年的刑期,并将接受高达2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61.28万元)的罚款,而这一判罚中还不包括针对向里斯本公司输送资金的罪名。 此外,戈恩认为检方和法院有意拖延审判程序,正式审判极有可能要到2021年才能进行。 更何况,保释期间的各种条件早已令戈恩心生不满,尤其是他被禁止与妻子卡罗尔进行直接接触。 事实上,日本司法部门在戈恩遭到拘捕后,始终将其视作一个“有高风险逃避法律审判”的嫌疑人,因此他们始终反对戈恩获得保释。 “嫌疑人在多个国家都有居所,因而也存在潜逃的可能性。”去年1月,法官Yuichi Tada在驳回戈恩的保释申请时说。他表示,做出上述决定是考虑到戈恩一旦获释,可能存在潜逃或篡改证据的风险。现在看来,这样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作为获得保释的条件,戈恩被禁止与案件相关的日产汽车管理层人士联系,其中包括其当年的左右手格雷格·凯利。此外,戈恩还必须同意接受司法部门的监管,令司法者可随时接入戈恩的计算机和手机。虽然戈恩没有戴上能够追踪其行动的电子手环,但民警可以随时监视其一举一动,其寓所的出入口也被安装了监视摄像头。一旦拍摄到来访者,相关视频数据就会由其律师递交给法院。 按照保释规定,戈恩被禁止出境,但可以在日本国内自由旅行,单次外出的时间不能超过3天。如果他需要使用计算机,就必须在上午9点至傍晚5点的时间段内到律师办公室去使用。此外,戈恩不能接入互联网或使用电邮。 戈恩本人似乎对这些条件感到震惊。 “他看上去像是遭受了冒犯。”弘中惇一郎去年3月在戈恩首次获得假释时表示。但其团队向他的客户解释称,满足这些条件是为了向法院提供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方式,以便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戈恩在监外干预或销毁证据的可能性。 或许是与卡罗尔的长期隔离,促使这位65岁的孤独男子决心铤而走险。 12月24日,在律师知情的情况下,戈恩曾与妻子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通话。通话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此后的出逃过程或许能提供一些暗示。 总之,戈恩最终选择执行这场风险极高的逃跑计划。 两名接近戈恩的消息人士周三(1月1日)透露,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组织了营救戈恩的行动,帮助他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脱逃。 他们称,戈恩曾十分谨慎地向其透露,这家私人安保公司负责制定和监督整个计划,前期筹备工作长达3个月,计划包括如何用一架私人飞机将戈恩从日本带出,并经由伊斯坦布尔抵达贝鲁特。 1月8日,戈恩或将在贝鲁特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届时他有可能会对出逃的细节予以披露。但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发布会的日期尚未确定,1月8日只是目前最理想的预估。 戈恩的律师团表示,在12月25日之后,他们便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委托人。令他们感到费解的是,戈恩此前的确已按照保释规定,将包括法国、黎巴嫩和巴西在内的3本护照交由其保管。 东京方面也表示,戈恩并没有以自己的名字经过海关,因此怀疑他所持的护照系伪造证件。 但在戈恩抵达黎巴嫩后,该国官方却公开表示,他们没有必要对戈恩采取法律措施,因为后者持法国护照、通过合法的途径进入其领土——尽管戈恩的3本护照“目前都被留在了日本律师那里”。 日本NHK电视台周四(1月2日)报道称,日本当局曾允许戈恩将其法国护照的副本锁在一个小盒中,并存放于其处在监管之下的东京寓所。这一消息似乎解释了戈恩究竟如何实现用法国护照合法离开日本,并入境黎巴嫩。 NHK援引匿名信源消息称,戈恩交给律师的是一本备用的法国护照。这意味着,早在数月之前,戈恩便开始策划这次出逃。 此外一名消息人士称,戈恩自去年5月起身边便始终带着一本护照,但该人士没有进一步提供细节。在日本,外国侨民外出时必须随身携带护照,或者由日本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 NHK电视台称,能够打开存放戈恩护照副本的盒子钥匙由其律师团保管,后者未能就上述消息给出即时回应。 即使没有护照,入境黎巴嫩对戈恩来说也只是一件手续方面的事情。“作为黎巴嫩人,他只需身份证就可以进入该国。”接近戈恩的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黎巴嫩官方周二表示,在戈恩抵达该国之前,他们并没有接到任何提前的通知,因此并没有任何过错可供指摘。 对于逃亡目的地的选择,戈恩显然也做出了仔细的筛选。对他来说,黎巴嫩是风险最小的选择:他是该国侨民。作为一个黎巴嫩人,戈恩出生在巴西。6岁时,戈恩随着母亲重返贝鲁特。他在当地长大,直到中学毕业。 正是四海为家的经历,让他拥有了巴西、黎巴嫩和法国等三重国籍。 这将帮助戈恩消除被引渡的忧虑。 在黎巴嫩,情况和法国相似,引渡有一个原则,即本政府不会将本国公民引渡给其他国家。 因此,贝鲁特方面不会向日本引渡戈恩,因为他们认为戈恩是黎巴嫩公民。更重要的是,黎巴嫩和日本之间从未签署过引渡协议。 不过,目前外界依然有一种担心,即巴黎方面是否会在日本的压力下,先请求黎巴嫩方面将戈恩引渡至法国,再引渡给东京。 “这是不可能的,法国不能强制要求黎巴嫩方面这么做,此外法国无权也没有义务介入黎巴嫩和日本之间的引渡案。”法国引渡问题专家威廉·朱丽耶说。 同样地,黎巴嫩和法国之间也没有涉及刑事案件的法律互助协议。因此戈恩完全无需担心自己是否会被引渡到法国或日本。“对于这种可能引起外交问题的敏感案件,法国显然在主观上也不想蹚浑水。”朱丽耶补充道。 如果戈恩选择前往法国,接下来的剧情也不会发生太多变化。作为一个法国公民,他不会被移交给日本。“不引渡侨民”同样被写在了法国的律法里。 “对于戈恩的引渡请求不会被接受。当作为请求对象的个体是法国公民或接受法国保护的人士时,一旦引渡要求被提出,需要先评估该对象犯罪时的国籍身份,继而判断是否进行引渡”,这样的条文早在1927年3月就出现在法国的相关法律中。 在戈恩之前,早有先例。2015年10月的“可卡因航班”丑闻(Air Coca?ne)中,两名法国飞行员帕斯卡尔·富雷(Pascal Fauret)(右)和布吕诺·欧多斯(Bruno Odos)牵涉这起空中运毒案,当时他们逃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返回祖国法国。尽管多米尼加方面大光其火,但当时的法国政府发言人斯特凡·勒福尔(Stephane Le Foll)解释称,“我们不会引渡身处法国国土上的法国公民”。两名法国飞行员此后得到保释,最后则因运输毒品而被法国方面判处20年监禁。 目前,最核心的问题似乎是,日方可以做些什么? 按照威廉·朱丽耶的观点,最有可能的一种假设是,日方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针对戈恩的跨国通缉令。如此一来,他依然有可能成为一名“国际逃犯”。 “从那一刻起,卡洛斯·戈恩就无法离开黎巴嫩了——至少用他的真实身份无法离开,因为那样被逮捕的风险很大。”这位法学家指出,如果戈恩一旦一旦前往与日本间有引渡协议或在一个不愿意保护他的国家被捕,例如美国,他就有可能会被引渡给东京。 一位黎巴嫩司法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方面已于1月2日收到国际刑警组织对日产前董事长戈恩的逮捕令。 因此对戈恩来说,法国也算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但从2002年起,有一个例外。不过,这一例外或许并不适用于戈恩的案例,因为这种假设仅在戈恩进入欧盟国家之后有效。 按照约定,欧盟成员国之间有义务互相引渡涉嫌在其他国家犯罪的侨民——但有一个关键的附加条件,即疑犯所牵涉的罪名在其国籍所在国也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2014年布鲁塞尔犹太博物馆袭击案的始作俑者迈赫迪·奈姆墨奇(Mehdi Nemmouche)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法国公民,奈姆墨奇最终在法国落网,尽管他向该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述,但最终依然于2014年7月被引渡给比利时方面。 另一种可能性是,日本将启动一项“官方检举”的程序,这意味着,日方将向戈恩藏身的国家发出就地审判的请求。“从战略上看,这是一个坏主意,因为戈恩在当地所受的制裁或将远远轻于在日本,”威廉·朱丽耶预测道,“比方说,戈恩在黎巴嫩或法国被宣判无罪,那么虽然日方会感到不满,但也只能屈服于‘一案不二判’(non bis in idem)的原则。” 即便戈恩最终被证明并没有犯下上述罪名,但他依然将面对与日产汽车之间旷日持久的法律冲突,后者正谋求从这位前董事长手中要回那些被其“偷走”的钱。 双方已经在多个场合打起了官司。例如,戈恩家族和日产汽车方面均宣称自己对戈恩在黎巴嫩的豪宅拥有所有权。在维京群岛,双方就游艇的所有权展开了争夺;而在荷兰,他们又就戈恩在日产-三菱公司的收入产生了争议。其他的诉讼恐怕也正在路上。 在法国,戈恩同样正在接受南泰尔检方(Nanterre)的调查。2016年,他与卡罗尔在凡尔赛宫的婚礼似乎出现了一些财务问题,婚礼所涉的部分费用据称由雷诺汽车支付。或许正因为这些法律问题的存在,戈恩才未将逃亡地选择在法国。 以法律之名,日本布下陷阱 “我没有逃避法律,我只是从不公正和政治迫害中挣脱了出来。”逃离日本后,戈恩在他的第一份电邮声明中写道。针对日本的司法体系,戈恩似乎将在随后几周内提出强烈的控诉。 “如果戈恩再度遭起诉,风险就会很大,因为特搜部的调查非常特殊,调查人员可以在没有收集到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先行逮捕当事人。”今年3月,日本律师高井康之(Yasuyuki Takai)在戈恩尚未得到保释的情况下分析道,他此前曾是东京检察厅特搜部的一名调查员。 高井表示,检察官还有可能会决定第四次拘捕戈恩,并拘留期48小时,此后只要法院批准,他们还可以将拘留期延长两次,每次长达10天。 “在日本,法律规定针对一项罪名可拘捕一次。调查人员已就戈恩案调查了几个月,如果他们还收集了一些牵涉到其他不法行为的证据,就有可能会继续以其他罪名拘留戈恩。”高井解释道。 结果如其所料,戈恩果然第四次遭到了日本警方的拘捕。 戈恩遭多次拘捕一事令外界对日本司法系统公正性长期以来的担忧再次浮出水面。批评者认为日本的司法体系通常更倾向于检方。按照日本法律,嫌疑人可被扣留23天,接受调查。在那里,检方可以对疑犯进行循环往复的严厉盘问,而且无需律师在场。此外,嫌疑人在正式接受庭审前可被拘押长达数月之久——尤其是在他们不认罪的情况下。 因此,多年以来,日本检方创造了接近100%的定罪率神话。 在戈恩保释期间,法庭严格限制他与家人进行接触。在12月31日的声明中,戈恩称日本司法系统“被不正当手段所操纵”,同时表示他的“基本人权”遭到无视,其中包括至关重要的无罪推定原则。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重握麦克风的戈恩将在世界舞台上陈述这些审讯细节。 “我现在身在黎巴嫩。我已经不再被设想有罪的偏颇的日本司法制度所束缚。那里歧视猖獗、基本人权被侵犯,日本应遵守的国际法和条约被完全轻视。”他说。 多月以来,戈恩的律师团不断为其委托人所遭受的各类指控而进行辩护。他们声称,所有指控均系子虚乌有,是日产汽车管理层、日本检方和该国政府合谋炮制的一场阴谋。 根据戈恩的说法,这场阴谋的最终目的是极尽所能抹黑他,以防高级管理层在他的领导下进一步推进日产汽车及雷诺汽车的整合。这项计划被认为对这家汽车制造商的自主权造成了威胁,因而在东京官场的最高圈层中遭到强烈抵制。 事实上,戈恩案已将日本的刑事司法体系放置于全世界的监督下,并引起外界对其某些司法实践的批评,其中包括长时间拘押嫌疑人、禁止辩护律师列席每天8小时的审讯等。 今年4月,戈恩的辩护律师团曾对其委托人在遭到第四次拘捕前自行拍摄谈论案情的画面进行解释。他们称,这是因为考虑到检方有可能会针对戈恩提出新的指控,而他也有可能被剥夺从自己的立场陈述事情来龙去脉的机会。 戈恩与弘中惇一郎均曾对日本检方此前多次通过逮捕戈恩,来妨碍前者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做法表示谴责。 弘中曾多次表示,对于戈恩的拘捕是不正当的,因为戈恩在保释期间并未尝试逃逸或篡改证据。他说,检方采取这种“残酷的方式”是为了迫使戈恩认罪。 “对戈恩先生的逮捕和拘押的目的是为了给他施加一种非正义的压力。”弘中说。 事实上,早在2018年11月逮捕凯利的时候,日本人也使用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 自戈恩2017年宣布辞去日产汽车CEO一职起,凯利便不再去东京,他几乎已经过上了近乎退休的生活。他与家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以及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南部布伦特伍德的寓所度过了大部分时光。只是作为日产汽车的董事会成员,凯利偶尔会以视频方式参与公司会议。 2018年11月中旬,日产汽车的另一名“老兵”——凯利的老同事、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哈里·纳达(Hari Nada)急切地请他在11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参与一项重要的投票表决。尽管这位美国高管有些迟疑,且他刚刚因为背部不适接受了一次外科手术,但纳达表示已经为其安排了私人飞机,并承诺这趟差很简短。按照纳达的说法,凯利甚至可以赶在11月22日返回美国,与家人共度感恩节。 但当凯利一踏上日本的土地,他遭到日本警方拘捕,并开始与戈恩一同在位于小菅监狱的一间单人囚室里接受当地检方的质询。 “我的丈夫被诱骗到了日本,接着又遭到了哈里·纳达的背叛。”格雷格·凯利的妻子迪·凯利(Dee Kelly)在一份视频文件中情绪激动地表示。 《金融时报》与《华尔街日报》在2018年11月的报道中称,戈恩的突然被捕是由日产汽车内部的两位告发者引起的,其中一个是英籍印度人。《日本经济新闻》则报道称,其中一名告发者是54岁的非日本国籍的高级副总裁,另一名告密者是一位日本籍高管。而在日产公司官网上列出的现任领导层中,只有一位54岁的高级副总裁不是日籍,即哈里·纳达。 面对镜头,迪·凯利在4分钟的时间内多次表示,他的丈夫在囚室里曾不断喊冤,并表示自己被卷入了一场阴谋——后者认为,这场阴谋旨在搞垮戈恩,令他从日产汽车的管理层中彻底出局。 “格雷格被指控在一个权力分散的管理层中犯了错。在日产汽车内部,权力由多名高管共同掌握,而这个圈层的领导是日产汽车的西川广人,”迪·凯利当时说,“格雷格和戈恩先生坚信自己没有触犯法律。相信很快就会真相大白。” 什么也挡不住卡罗尔见卡洛斯 尽管到目前为止,事实的真相并未如迪·凯利所愿大白于天下,但戈恩至少以自己的方式离开了在他看来“布满陷阱”的日本。 在顺利抵达贝鲁特后,戈恩周四(1月2日)在一份电邮声明中称,妻子卡罗尔及其他家庭成员在其离开日本的过程中“未扮演任何角色”。 “媒体对我妻子卡罗尔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有所揣测,认为他们在我离开日本的过程中扮演了一定角色。所有的此类猜测都是错误的。我独自策划了我的离开。我么家人并没有参与其中。”他写道。 无论戈恩的此番申辩是否属实,也无论“国际逃犯”身份是否依然能让他的言论得到采信,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戈恩正在极力保护卡罗尔——他的女人,这个始终与他并肩作战的女人。 身为戈恩的妻子,卡罗尔·戈恩在这场基督山伯爵式的“越狱”事件中,始终表现得像是电影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2016年,50岁的卡罗尔在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宫殿中,嫁给了卡洛斯·戈恩——这个一度集雷诺、日产、三菱权柄于一身的男人。 在戈恩拘押期间,卡罗尔曾多次为了丈夫能够获释而在各国间奔走。她曾向法国政府提出求助,但遭到了无视。 在多次采访中,卡罗尔曾对法国当局的不作为进行猛烈抨击。她表示尽管这位雷诺汽车的前掌门人也是法国公民,但法国方面并没有向他提供任何帮助。 在接受法国《星期日报》采访时,她表示,马克龙总统没有回应她的求助。“爱丽舍宫的沉默简直振聋发聩。”卡罗尔说,“我曾认为法国是一个誓死捍卫无罪推定的国家。他们完全忘记了卡洛斯为法国经济以及雷诺汽车所做的一切。” 但事实上,马克龙也有难处。作为法国总统,他长期因备受争议的养老金制度改革而遭受本国居民的批评。马克龙作为银行家的背景成为其在政界的弱点,批评者认为他总是对富裕阶层表现得十分友好。这也是戈恩案对他来说充满政治敏感性的原因。 法国方面此前已经与戈恩划清了界限,而且似乎仍将把这种姿态保持下去。法国经济部的一名发言人周二甚至给出了“戈恩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评论。 与1979年伪装成摄制组逃离德黑兰的那批美国人质一样,卡罗尔去年也通过类似的方式悄悄离开日本。在日本,戈恩夫妇几乎都遭到了犯人般地监视。几乎每一天,卡罗尔都要担心自己是不是也会像丈夫一样被拘押起来。 今年4月,卡罗尔在戈恩第四次遭拘捕后离开了日本。当时,她告诉法国媒体这么做是因为担心自身的安全。 在卡罗尔离开之前,弘中律师曾对东京检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表示检方对待卡罗尔的态度完全就像是在对待一个犯人。 尽管卡罗尔并非本案嫌疑人,但东京检方在搜查戈恩寓所的时候,也没收了卡罗尔的一些私人物品,例如她的手机。 “你可以想象,对卡罗尔来说,身处异国他乡而丈夫则遭到拘捕有多吓人。”弘中说。 “于是,我想仿效电影《逃离德黑兰》的情节,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离开。”卡罗尔在离开日本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如今,这位出生在贝鲁特的金发女子已经被描述成这场007式营救行动的幕后策划者。可事实上,直到丈夫真正出现在贝鲁特与她共迎新年之前,卡罗尔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 过去,卡罗尔以经营纺织品生意以及出众的艺术品位而为人熟知。可事实上,这位女强人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作为一名拥有政治学学位的女企业家,她在某些秘密服务机构有几个朋友,想必也不算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毫无疑问,日本人想阻止她见自己的丈夫,而这位黎巴嫩裔美国女子或许通过一些自己的方式让他们的计划落了空。 什么也挡不住卡罗尔见卡洛斯。 日本和黎巴嫩,戈恩的地狱与天堂 对于“逃亡者”戈恩,日本人和黎巴嫩人几乎持截然相反的态度。 在日本,与辩护律师团一样被惊呆的,还有全面陷入惊厥状态的日本司法体系。从当地政府到法律界人士,对于戈恩出逃一事迟迟未能做出反应,甚至没想到尝试利用这一点,证明此前对戈恩所采取的法律行动具有“正当性”。 在日本司法界,前自民党国会众议院议员早川忠孝律师或许是他们中第一个站出来发声的人,他愤然指出“卡洛斯·戈恩不尊重日本法律、法庭,乃至他自己的律师”。 可除包括早川在内的少部分人之外,日本社会的整体反应显得暧昧而含混。截止目前,日本官方尚未就戈恩潜逃一事做出评论。 “某些观点认为,日本方面或许不太想让日产的脏水公诸天下,尤其是在东京正筹备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当口。”《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一事件也“令日本司法体系的黑历史得到了又一次暴露”。** 多名法律专家预计,戈恩的出逃将对该国的司法体系带来影响。“法律专业人士及代表应该尽快想出新的对策,以防此类出逃被复制。”日本前检察官Yasuyuki Takai评论道。** 在黎巴嫩,官方的态度显然轻松得多。黎巴嫩国家安全局周三强调称,“没有任何理由驳回戈恩的入境申请”,也没有办法“对其进行审判”。该国外交部部长则表示,并不清楚戈恩离开日本时的背景,因此没理由拒绝本国侨民入境。 两名接近卡洛斯·戈恩的消息人士周三称,戈恩在抵达黎巴嫩之后,立即会见了该国总统密歇尔·奥恩(Michel Aoun)吗,并得到了后者的热烈欢迎。 消息人士表示,戈恩在与总统会面的过程中感谢奥恩总统在其被拘押期间所给予的支持以及对其妻子卡罗尔的照顾。逃离日本后,戈恩目前希望从“自己的政府”(戈恩兼有法国、黎巴嫩、巴西三重国籍)那里寻求保护和安全感。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的一名新闻官则否认戈恩曾与总统会面。 消息人士称,黎巴嫩驻日本大使在戈恩被扣留期间,每天都去访问他。 戈恩据信目前住在妻子娘家的一个亲戚家中,但他计划尽快回到自己位于贝鲁特高档社区的别墅中。另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戈恩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心情振奋、充满斗志,同时很有安全感。 在贝鲁特,戈恩的新邻居对他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 “我们对他非常崇敬。对黎巴嫩来说,他就是成功的典范。”居住在戈恩私宅周围的一个邻居说。 “他带领一家负债累累的汽车公司获得了拯救,继而扭亏为盈,最后又使它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汽车联盟成员。日本不应该这么对待他。”另一名黎巴嫩商人说。 黎巴嫩作家、电影导演吕西安·布尔杰里(Lucien Bourjeily)笑称,戈恩“用自己的方式对日本的司法体系提出了批评”。“他的到来,或许还能为提升黎巴嫩司法体系的改善做出贡献。”布尔杰里在一则推文中写道。 自2018年遭到拘捕起,黎巴嫩人对戈恩表达出高度的支持。当地甚至一度竖起“我们都是卡洛斯·戈恩”的广告牌,人们也为他的案子团结起来。在黎巴嫩,戈恩被年轻人视作成功的榜样。严重的失业状况正迫使当地青年出国寻找工作。 但在当地,也有不同的声音。音乐家利雅得·萨哈比(Ziyad Sahhab)对戈恩的到来发出了嘲讽,他认为黎巴嫩对戈恩的欢迎态度会让外界误以为该国是一个“鼓励犯罪”的地方。“我们或许应该只欢迎偷来的钱,而不是小偷本人。”他说。 基督山伯爵归来 在这场日本司法马拉松当中,戈恩已身陷超过一年。长达13个月的调查和听证几乎对全球汽车行业产生了影响,同时也令戈恩的人生陷入了一片混乱。 从遭到日本警方逮捕的那天起,他背后的王座便开始陆续崩塌。 在戈恩被捕后,日产汽车随即召开董事会,宣布罢免其日产汽车董事长一职,并任命西川广人接替其职务,后者则伺机弱化雷诺汽车对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控制。同时,戈恩在三菱汽车的董事长职务也被罢免。 尽管雷诺汽车在2018年12月14日宣布,董事会已审查了2015-2018年期间支付给戈恩的款项,所有支付都“符合适用的法律”以及法国公司治理法规,并表示将保留戈恩的CEO及董事长职务,但在去年年初,该公司依然做出了任命公司首席运营官蒂埃里?博洛雷(Thierry Bollore)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决定,以代替陷入困境的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 去年10月11日,雷诺汽车董事会随即又投票通过了罢免首席执行官博洛雷的决议,其职位由公司CFO克洛蒂尔德?德尔博斯(Clotilde Delbos)暂代。 这意味着,雷诺方面正有意切断与前董事长戈恩之间的所有关联。博洛雷曾在戈恩领导下长期担任雷诺“二把手”,因而被视作后者的亲密盟友。去年11月,戈恩在被日本警方带走后,博洛雷曾在给员工的一封信中承诺“全力支持”戈恩。 如今,随着从日本顺利出逃至黎巴嫩,戈恩成了一名“国际网红兼逃犯”。但对戈恩而言,承担这样的风险似乎显得非常值得,因为在身负严重罪名的同时,他也获得了不经法律过滤进行自由表达的话语权——对这个位汽车业前高管来说,这还是自前年11月被日本警方拘捕以来的第一次。 毫无疑问,如基督山伯爵一般归来的戈恩有话要说,或许还有沉冤待雪。 戈恩给汽车行业留下的遗产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他是否还会以一手拯救日产汽车的“成本杀手”形象被人们记起?是否还会被视作全球汽车制造业最大联盟之一的缔造者?还是只会留下一个“金领逃犯”的狼藉声名? 这些问题目前很难得到回答。 身处黎巴嫩的戈恩周二在一份声明中称自己“终于能够自由地与媒体沟通,期待一切能从下周开始”。显而易见的是,一场可能会掀动全球媒体的公共关系攻势已如箭在弦。 一场可以预见的媒体发布会即将得到召开,而日法两国相关利益方的心无疑将随之悬于哽嗓。 戈恩会在发布会上说些什么,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从戈恩及其妻子卡罗尔此前所发表的声明中,外界或可寻获一些蛛丝马迹。 对于日本司法界的不公正对待进行控诉无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而对那些曾在4月的视频中被隐去姓名的日产汽车“告密者”,重获自由的戈恩或许也已做好了点名道姓的准备。戈恩或许还想对法国当局进行一番控诉,这将构成他接下来最硬核的武器,不过也是一柄双刃剑。 在发泄完愤怒的情绪后,戈恩也许还想谈一谈业务。对戈恩此前运营的日产汽车和雷诺汽车而言,他在这个“灾年”的“惊世一越”,似乎加重了对两家企业的讽刺意味。 为了应对面向电动化和自动驾驶的转型,越来越多的知名汽车制造商正谋求通过合并来产生规模效应,以节约资金进行动辄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投资。然而,自戈恩垮台后,雷诺和日产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苗头。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造成了一些后果。 去年,雷诺汽车计划与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进行合并,但日产汽车方面的反对最终导致计划搁浅。此后,菲克集团选择与雷诺的法国竞争对手PSA集团合并。从那时起,雷诺和日产之间的联盟关系便陷入了危机,而不断下滑的销售和利润表现更是令其雪上加霜。 2019年彭博全球汽车制造商指数显示,日产汽车的股票的收益表现排名垫底,而雷诺则位处倒数第二,两者的股价分别下滑了28%和23%。 戈恩的出逃也令法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被蒙上了一层疑云,上述两国目前正致力于帮助各自的两大雇主巩固未来20年的联盟关系。 日产和雷诺方面并非没有尝试为维护联盟关系做出努力。戈恩案案发后,日产、雷诺及三菱曾在11月底发布声明称,将继续对联盟关系给予支持。 去年2月,雷诺董事长盛纳德(Jean-Domique Senard)访问日本,他向日产汽车时任CEO西川广人及该公司多名干部解释称,重建两家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并重振日产汽车是当务之急。 8个月后,日产汽车通过了由前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兼东风有限总裁内田诚担任新一任全球CEO的人事方案。分析人士认为,内田的履新或意味着日产汽车和雷诺汽车的联盟关系将很快得到修复。 内田诚此前曾在联盟内担任负责采购的全球副总裁,这一经历意味着他对合作的益处有更深的认识。 尽管如此,这场跨国汽车制造商之间的联姻依然因为各国政府的深度参与存在破裂之虞。比方说,法国政府在雷诺汽车内部持有15%的股份。这令联盟管理层很难根据业务状况关闭工厂或执行成本削减计划,因为政府部门可能会出于保护工人的目的随时出手阻挠。 虽然日产方面早在2018年11月就驱逐了戈恩,但这家日本第三大汽车制造商似乎尚未从戈恩案的波澜中走出来。 上周,日产汽车的三号人物关润宣布离职,将加入日本电机。他是日产汽车高层人事动荡的最新案例。在关润之前,戈恩的继任者西川广人因涉嫌超额领取薪酬而被迫辞职。 高级管理层的大批卸任令这家企业所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加剧,日产汽车的利润也跌至了1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直接导致于2019年废黜其CEO戈恩的雷诺汽车在去年10月下调了全年营收预期。 作为联盟中的第三家企业,三菱汽车的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其股价在2019年年内下挫了24%。分析师预计,其2019财年(截止2020年3月)的全年利润将下滑75%。 直至今天,戈恩始终声称自己是一场行业及政治阴谋的受害者,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他在重获自由后,极有可能在未来数月内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并尝试恢复自己的声誉。 可如今的戈恩已从掌管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联盟的行业巨星化身一名孤注一掷的斗士。如果他无法赢得这场公关战争,那么就有可能输尽一切。 这意味着,在未来举行的媒体发布会上,“逃亡者”戈恩将不会采用任何暧昧不清的话术。 记者 | 李亦萌 新浪新闻公众号 更多猛料!欢迎扫描左方二维码关注新浪新闻官方微信(xinlang-xinwen)新浪科技讯 1月3日上午消息,日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陈德武、陈亚华、姜福乾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审刑事裁定书》。 经法院二审审理查明:2013年至2016年9月27日,被告人陈亚华从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数据库获取区分不同行业、地区的手机号码信息提供给陈德武,被告人陈德武以人民币0.01元/条至0.2元/条不等的价格在网络上出售,获利金额累计达人民币2000余万元,涉及公民个人信息2亿余条。 法院一审法院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八)项、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德武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陈亚华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姜福乾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判处被告人杨奚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王玉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犯罪所得人民币2000万元,被告人姜福乾犯罪所得人民币14508.6元,被告人杨奚犯罪所得人民币30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交国库。已扣押的作案工具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依法予以没收。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下为刑事裁定书全文: 陈德武、陈亚华、姜福乾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审刑事裁定书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10刑终692号 原公诉机关温岭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德武,男,1973年2月11日出生于江苏省射阳县,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居民,住上海市徐汇区。2016年9月27日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3日被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逮捕,2017年7月6日被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3月17日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台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4月23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温岭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正洋、郭真凤,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亚华,男,1970年1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射阳县,汉族,博士研究生文化,上海市学多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总经理,住上海市徐汇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7日被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8月11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温岭市看守所。 辩护人刘智,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姜福乾,男,1986年9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市,汉族,大专文化,青岛琳琅满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山东省平度市,现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因本案于2018年5月16日被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6月22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温岭市看守所。 辩护人冯伟飞,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奚,男,1989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市,汉族,大专文化,平安普惠江苏分公司员工,户籍地江苏省泰兴市,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因本案于2018年5月23日被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6月11日被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转为取保候审。2019年6月11日经温岭市人民法院决定被继续取保候审。2019年6月20日经温岭市人民法院决定,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温岭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挺霞,浙江法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玉,男,1985年8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汉族,大学本科文化,重庆市两江新区长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员工,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现住重庆市江北区。因本案于2017年8月7日被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区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9月5日被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区分局转为取保候审,2018年9月4日被温岭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思,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温岭市人民法院审理温岭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姜福乾、杨奚、王玉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8)浙1081刑初133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姜福乾、杨奚、王玉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真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陈德武及其辩护人王正洋、郭真凤,原审被告人陈亚华及其辩护人刘智,原审被告人姜福乾及其辩护人冯伟飞,原审被告人杨奚及其辩护人张挺霞,原审被告人王玉及其辩护人陈思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系胞兄,被告人陈德武经得被告人陈亚华同意,以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牟利。2013年至2016年9月27日,被告人陈亚华从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号百公司”)数据库获取区分不同行业、地区的手机号码信息提供给陈德武,被告人陈德武以人民币0.01元/条至0.2元/条不等的价格在网络上出售,获利金额累计达人民币2000余万元,涉及公民个人信息2亿余条。被告人王玉自2015年开始受被告人陈亚华指使帮助陈亚华从“号百公司”数据库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发送到指定邮箱。被告人陈德武将被告人陈亚华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获得的赃款部分分给陈亚华。 2、被告人姜福乾于2014年1月3日至2016年9月27日间,以人民币0.08元/条至0.12元/条不等的价格向被告人陈德武购买公民个人信息1235万余条,支付人民币1482418元,以人民币0.09元/条至0.1元/条不等的价格在网络上出售给王某6、赵某2、张某3、高某、张某4等人,获利金额达人民币14508.6元以上。 3、被告人杨奚于2014年2月14日至2016年9月25日,以人民币0.1元/条至0.2元/条不等的价格向被告人陈德武购买公民个人信息299万余条,支付人民币448630元,将购得公民个人信息的80%左右以购买原价出售给其所在公司的下属员工张某1、刘某1、徐某、盛某等人,获利金额达人民币30万元以上。 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王玉、姜福乾、杨奚分别于2016年9月27日、2017年7月7日、2017年8月7日、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23日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王玉、姜福乾、杨奚归案后,如实供述其涉案事实。 原判根据上述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八)项、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德武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陈亚华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姜福乾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判处被告人杨奚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王玉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犯罪所得人民币2000万元,被告人姜福乾犯罪所得人民币14508.6元,被告人杨奚犯罪所得人民币30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交国库。已扣押的作案工具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依法予以没收。 原审被告人陈德武以原判认定事实及定性错误,其所出售的系裸号,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等为由提出上诉,要求改判无罪或宣告缓刑。其辩护人认为裸号不能识别特定自然人,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原判所认定的2000余万元违法所得,大部分来源于其他项目和收入,认定陈德武、陈亚华、王玉间构成共同犯罪没有依据,部分号码销售于刑法修正案九之前,不能认定为犯罪数额。 原审被告人陈亚华以原判定性存在逻辑错误,本案所涉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认为原判认定陈德武所销售的号码均来自于陈亚华从号百公司所提取的号码、陈亚华向陈德武提供号码的条数为2亿余条、陈德武支付给陈亚华的钱均属犯罪所得以及陈亚华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等证据不足;陈亚华等人的行为发生在2013年至2016年9月间,原判适用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也不符合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于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故即使要追责,也只能针对此后的行为;原判对被告人陈亚华量刑过重。 被告人姜福乾以其从陈德武处所购买的手机号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且主观上不知陈德武所出售的手机号码来源是否违法等为由提出上诉,要求宣告无罪。其辩护人还认为原判认定姜福乾自2014年1月3日至2015年3、4月份期间所购买的手机号码来源于号百公司证据不足,《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前所购买的手机号码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没有法律依据,应宣告姜福乾无罪。 被告人杨奚以其行为本质上属于代购而非购买手机号码后出售,原判在计算犯罪所得时未考虑其所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存在40%的重复率,原判量刑畸重等为由提出上诉,要求适用缓刑。其辩护人也认为原判将杨奚为单位员工代购电话号码的行为认定为购买后出售与事实不符,且认定杨奚出售信息的条数错误及获利额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杨奚归案后认罪态度好,犯罪主观恶性小,应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对杨奚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王玉以其主观上不具备明知的故意,所收集的手机号码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其所实施的行为属于正常履行劳动合同的职务行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初偶犯,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要求免予刑事处罚。其辩护人认为一审合议庭未行评议即予宣判,程序违法,《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前的信息数量有多少、犯罪的合意如何形成等证据不足,原判未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也未将新法实施前的犯罪数量予以剔除便予下判,系适用法律错误。 出庭检察员则认为原判定罪量刑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建议驳回各被告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 1、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系胞兄,被告人陈德武经得被告人陈亚华同意,以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牟利。2013年至2016年9月27日,被告人陈亚华从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号百公司”)数据库获取区分不同行业、地区的手机号码信息提供给陈德武,被告人陈德武以人民币0.01元/条至0.2元/条不等的价格在网络上出售,获利金额累计达人民币2000余万元,涉及公民个人信息2亿余条。被告人王玉自2015年开始受被告人陈亚华指使帮助陈亚华从“号百公司”数据库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发送到指定邮箱。被告人陈德武将被告人陈亚华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获得的赃款部分分给陈亚华。 2、被告人姜福乾于2014年1月3日至2016年9月27日间,以人民币0.08元/条至0.12元/条不等的价格向被告人陈德武购买公民个人信息1235万余条,支付人民币1482418元,以人民币0.09元/条至0.1元/条不等的价格在网络上出售给王某6、赵某2、张某3、高某、张某4等人,其中经查证属实的获利额计人民币14508.6元以上。 3、被告人杨奚于2014年2月14日至2016年9月25日,以人民币0.1元/条至0.2元/条不等的价格向被告人陈德武购买公民个人信息299万余条,支付人民币448630元。被告人杨奚将其中以30余万元购得的80%左右的公民个人信息以购买原价出售给其所在公司的下属员工张某1、刘某1、徐某、盛某等人。 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王玉、姜福乾、杨奚分别于2016年9月27日、2017年7月7日、2017年8月7日、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23日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王玉、姜福乾、杨奚归案后,如实供述其涉案事实。 上述事实,有证人孙某、贾某、李某、周某、陈某1、刘某2、刘某3、沈某、王某2、顾某、余某、曹某、成某1、陈某2、解某、成某2、王某1、戴某、符某、赵某1、王某3、杜某、石某、邹某、胡某1、张某1、刘某1、徐某、盛某、胡勋章、袁某、胡某2、朱某、姚某、陈某3、谢某影、张某2、廖某、王某4、李洋洋、杨某2、管某、黄某、竺某、陈某4、钱某、刘某4、裘某、王某5、王某6、赵某2、张某3、高某、张某4等人的证言;微信账户注册信息、微信聊天记录、QQ聊天记录、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支付宝账户交易明细、手机存储的照片、备忘录、起诉书、辨认笔录、户籍证明、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抓获经过证明、营业执照、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员工手册、任职情况证明、号百信用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挖掘项目立项书、验收书、系统相关文档、服务器账号开通的工单信息、登录日志、相关技术说明、合作协议、证人、个体工商户登记情况、手机号码单、平安普惠公司员工工资表、客户清单、账本、上海学多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资料、汇入回单、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情况说明以及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姜福乾、杨奚、王玉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姜福乾、杨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获取、购买、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被告人王玉明知陈亚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而仍提供帮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系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按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王玉系从犯,依法应予减轻处罚。关于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1)本案所涉信息,经筛选后包含了号码归属地、号码持有人商业需求等信息,并已作为商业信息进行买卖,属于公民个人信息范畴。(2)《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以前,并不是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不构罪,只是当时的罪名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前者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而后者只要是一般犯罪主体即可。《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后,对之前的两个罪名进行了整合。虽然各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横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前后的两个阶段,但其出售或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因出于同一犯罪故意而实施,系连续犯,不能对其出售或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分割评判,而应适用修订后的《刑法修正案(九)》一并追诉。故五被告人或其辩护人关于应对《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前的相关数量予以剔除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此外,两高《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鉴于不存在相冲突的司法解释,也就不存在法律适用上的从旧兼从轻问题。(3)被告人陈德武在侦查阶段供认其起意让在号百公司任中层干部的陈亚华提供电话号码信息,陈亚华同意后,从2013年开始便安排人员把电信公司号码百事通里的电话号码数据信息通过邮件向其发送;陈亚华也供认其让王玉利用号百公司的数据处理工具搜集相关电话号码提供给陈德武,用于个人贷款营销及网上出售;王玉的口供证实其按陈亚华的要求访问号百服务器的数据库,并将需要的电话号码进行复制并通过邮件发送;证人王某1证实2013年开始陈亚华就找其处理电话号码,其处理完后发还给陈亚华,也是在当年,陈德武曾向其提出直接卖号码给客户,陈德武没有其他渠道获得电话号码,估计就是从陈亚华处获得。结合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支付宝账户交易明细,可证实陈德武、陈亚华经过事先商量,从2013年起即开始从号百公司获取号码售卖给他人并从中获利2000余万元,被告人王玉明知陈亚华让其从号百公司获取数据提供给他人可能违法,仍受陈亚华指使为陈德武、陈亚华提供帮助,三人间基于同一犯意相互配合,原判认定三人间构成共同犯罪并无不当。同时,正是由于被告人王玉不参与陈德武、陈亚华售卖手机号码所得赃款的分配,在共同犯罪中只起到帮助作用,故原判已认定其为从犯并结合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能当庭自愿认罪而认定其确有悔罪表现,对其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所处刑罚并无不当。此外,对被告人陈德武、陈亚华所售手机号码条数的认定,是结合了查明的数据文件、有备注的转账记录及买家证言作了就低认定,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支付宝账户交易明细所证实的2000余万元收入,也能印证陈德武出售手机号码的条数,结合证人成某2关于入股学多多的协议是根据陈亚华的意思于2016年9月底补写,以及陈亚华在陈德武被抓后试图串供并指使他人作伪证等情节,足以说明陈德武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所认定的2000余万元违法所得大部分来源于其他项目和收入,陈亚华及其辩护人关于陈德武所销售的号码均来自于陈亚华从号百公司所提取的号码、陈亚华向陈德武提供号码的条数为2亿余条、陈德武支付给陈亚华的钱均属犯罪所得证据不足,姜福乾及其辩护人关于2014年1月至2015年3、4月份所购买的号码不是来源于号百公司数据库等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4)证人张某1、刘某1、徐某、盛某均证实其是向杨奚购买电话号码并根据杨奚给出的价格支付费用,而不是知道有陈德武这条提供手机号码的渠道再凑钱让杨奚出面向陈德武购买。杨奚本人在侦查阶段最初也供认其向陈德武买来手机号码后转卖给下面的主管,并向每个主管所带团队每个月收取两三千元的信息费用。只是因其后来改称其中的八成以购买价转卖给手下的业务员,原判就低认定其以购买价转卖。因此,杨奚关于是替手下业务员向陈德武代购的辩解与现有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同时,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五条规定了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在五千条以上的,为“情节严重”的标准,五万条以上的,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第六条规定了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标准。第六条之所以只规定了一个的标准,是因为考虑到此类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即使构成犯罪,通常也不需要升档量刑。但适用第六条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为了合法经营活动,二是限于普通公民个人信息,三是信息没有再流出扩散,即行为方式仅限于购买、收受。如果将所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提供或者交换的,其定罪量刑标准又将回归《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被告人杨奚的行为虽然满足一、二两个条件,但其将所购信息再转卖或提供给其他业务员,导致信息的流出和扩散,自然应根据《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被告人杨奚将所购买的299万余条中的80%转售,即使剔除40%的重复率,也已远超五万条的标准,因此,即使不去计算其获利额,其基本刑也应在三年以上。杨奚及其辩护人关于应对杨奚在三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原判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出庭检察员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虎林 审 判 员 朱康华 审 判 员 沈建宇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代书记员 严亚飞朱婷肥水不流外人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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